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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之家：

首先问您一个遥远的问题，您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还记得您创作第一部戏剧作品时的情形吗?

陆军：

我年轻时有一个爱好，喜欢写诗，当然写的都是很蹩脚的“打油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艰苦，我身体又比较弱，很怕在田里干重活，所以就有一个梦想，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命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哥家看到了一份油印的演唱材料，是大哥复员以前在部队宣传队里创作的作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模仿着写，把我们家乡的一个白牛塘的民间传说写成了演唱作品，后来被乡里的文艺宣传队采用了。这是我第一次写带有戏剧因素的作品。

《定心丸》剧照

随着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渐渐有了点小名气，就被“借”到乡里做了秘书，后来又被“调”到县武装部当宣传干事，然后又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在上戏读书的时候，我写过几个小型戏剧，毕业创作是一部大型话剧，但那些都还是属于学生作业。我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独立创作的戏剧是1981年的《定心丸》，写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给农民的精神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解放日报》连续两天用整版篇幅刊载了这个剧本，《解放日报》连载剧本，是从办报至今绝无仅有的一次。《定心丸》剧本公开发表以后，全国每个省市都有一些专业和业余戏曲院团移植改编上演，还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予以传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还获得了首届上海戏剧节最高奖——剧本奖。客观地说，如果今天再去看这个作品，也仍然有一点意思。因为，虽然我写的是一个农村上门女婿在家庭中地位的转变，是一个充满烟火味的家长里短的故事，但它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时代。

戏剧之家：

到目前为止，您共创作上演了大型戏剧36部，不论是戏曲还是话剧，大多数作品都和“家乡”“农民”这两个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您被剧坛称为“用戏剧记录农民‘心灵档案’的第一人”。一位身居大都市的剧作家，却醉心于广褒的乡村，对于家乡，对于农民，您是否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

田野上的歌：上海农民30年心灵档案

陆军

我对农村题材的偏爱，除了对农村生活熟悉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认为，即使一个剧本的创作灵感不是来自于农村生活的馈赠，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农村题材戏剧中得以表达。庄稼人与城里人，当代人与古代人，在生命体验、情感诉求、文化认知上有很多的共同点;一个普通农妇或者一个乡村少年的喜怒哀乐，很有可能就是全人类都能感同身受的普遍的喜怒哀乐。

《女儿大了，桃花开了》剧照

比如我的一部姚剧《女儿大了，桃花开了》，真正要表达的想法决不限于表层故事中关于“农村发展要重视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或者是单纯的农村青年男婚女嫁问题，其实它与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经验有关。二是上海剧作家很少写农村题材戏剧，我想我出身农村，熟悉农民，没有人写，那就我来写吧。至于说到是否对家乡、对农民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那是肯定的。

上海松江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

2018年12月，我第二次回乡兼任区文联主席，在两年多时间内，创办了一个正式列入事业编制的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提出并践行云间“六倡”(倡扬“上海之根”，倡导“云间风度”，倡办“一院一馆”，倡编“一典六史”，倡推“一乡一厂”，倡行“一会一品”)，并将“六倡”转化为一个个正在有序推进的文化项目，以此来报效桑梓于万一，就是一个例证。

戏剧之家：

您创作的大型剧作被搬上舞台的有话剧、沪剧、越剧、姚剧、婺剧、粤剧、京剧、采茶戏、南词戏、黄梅戏、蒲剧、滑稽戏等等，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获了奖，如果让您从中挑一部您最喜欢的作品，您会选择哪一部?为什么?

陆军：

如果选戏曲，是《瓜园里的年轻人》。那是我独立创作的第一部大戏，沾满了湿漉漉的热土气，故事、人物、细节都难以复制。

《瓜园里的年轻人》剧照

如果选话剧，是《夏天的记忆》。这部戏是天津人艺十大保留剧目之一，我后来还把它改编成沪剧上演过。前几年被韩国汉阳大学翻译成单行本出版并搬上舞台，国内多所学校把这部戏列为教学剧目，前两天，东华大学的几个学生来到我办公室，也是探讨将这部戏搬上舞台的具体细节。

话剧《夏天的记忆》

这部戏反映的是我对农村和农民的一个浅显的认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经得住任何贫困，受得了任何磨难;而中国农民最渺小的地方则在于很多人富起来以后不知道该怎样做人，该怎样做事。改革开放后，暴发户“铺天盖地”，但是，因为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没有相应提升，结果，钱越多，丑剧就越多;权越大，悲剧就越大。我想通过《夏天的记忆》中秋子这个美好女子形象的塑造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期冀在法制还没有健全以前，让传统的道德力量为社会剧变中的撕裂与阵痛提供些许缓冲，也算是一个书生之愿吧。

戏剧之家：

您是新时期剧作家中的第一位全国“劳模”、第一位出8卷本文集的人，2002年更是创造了6部大戏同时搬上舞台的辉煌业绩。您是如何做到如此高产的?

陆军：2002年的时候，6部大戏同时搬上舞台的可能不太多，但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一些有名的编剧，一遇到全国性戏剧活动，各个地方剧团都去请他们，一年上演十多个戏都有可能。相比之下，我算不上是高产的。

陆军文集 (八卷本))

我写戏有一个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写得快，不愿改。不愿改有主客观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存在的，我工作一直比较忙，时间上有束缚;二是主观认识上有误处。你让我花几天时间改剧本，还不如写一个新的，反正脑海里储存的剧本构思也不少。但事实上好剧本大多是改出来的啊!我不愿意改，剧本的质量当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大都是属于中不溜秋的，上不了大台面。所以，说我高产，在我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啊!

戏剧之家：

您作为“三栖教授”，在教学上，执掌编剧教学育人无数，还带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并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创作上，屡获国家级奖项与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在科研上，荣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称号。您是怎么做到三管齐下，并各有所获的?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原创剧作展示

陆军：“三栖教授”这个称谓，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对我的鼓励。有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中国话剧艺术家访谈与研究》(宋宝珍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有过比较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仅补充一点：我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我是一位老农，信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我在创作、教学、科研上取得一些小成绩，靠的是四个字，“勤能补拙”。长期以来，我没有节假日，从不看电视，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前几天去东湖饭店看望一个朋友，路过淮海路，我与司机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来过淮海路了。事实上，我终年忙碌，主要的时间并不是在耕种自己的自留地。仅教学一项，我带的在读研究生就有48人。除了学校的学术职务，还有多个社会兼职，特别是近年我为家乡设计了26个人文松江建设项目，已做成的有7个，正在做的有10个，准备做的有4个，希望能做的有5个。我每年还要主持推出多部戏剧作品，如去年有《护士日记》《董其昌》《公鸡下蛋》等，今年有《侯绍裘》《陶宗仪》《渔阳里的“大人物”》《寻找耳朵的小浣熊》《梦想清单》《公鸡搬家》等。

大型历史话剧 《陶宗仪》

如果时间来得及，年底还要组织《陆机》的排演。想想手上堆积下来的活儿，有时候自己都把自己给吓倒了。我每天的习惯是，吃中饭五六分钟搞定(同事说我不是在吃饭，而是在“进食”)，上洗手间两次并一次，午夜临睡前想好第二天的日程，如果浪费了其中一个时辰，就要想办法补回来。有朋友戏称我是“非人生活”，可我却乐此不疲。唯一遗憾的是，如今年事已高，自觉精力不济，每天最好打三四个“盹”，有时候坐累了，走路都颤颤巍巍。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戏剧之家：

为了改变中国校园戏剧人才与作品匮乏的现状，您用毕生所学创建了“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创立并主持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孵化中心，培养了一批校园戏剧编剧人才;策划主持三届全国校园戏剧文本征稿比赛、首届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征稿比赛，发现与扶植了一批青年编剧人才与一批优秀校园戏剧作品;还组织师生创作了《钱学森》等16部上海校园大师剧。回顾这些项目，您认为就青年编剧培养而言，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陆军：

在我看来，大师剧创作与演出是当今高校立德树人最生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应该在全国的高校给予全面推广。可惜的是，其意义与价值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所发现，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至于我策划组织的校园戏剧文本征稿比赛，主要收获是为一些戏剧院校储备了一批优质研究生生源。如果从青年编剧培养的角度来看，不客气的说，还是“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最有效。

其实，我创建“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的初衷有二，一是有感于现在一些专业院校学习编剧的部分学生，读了四年书写出来的剧本实际上还不是戏，或缺乏戏剧性因素。二是有感于中国校园戏剧编剧人才的匮乏。每次校园戏剧比赛活动，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大学生的作品不如高中生，高中生的作品不如初中生，初中生的作品不如小学生，小学生的作品不如幼儿园。最突出的问题是，尽管有一些作品非常有想法，但都不是戏剧。所以，我很希望通过一个简易便捷、通俗易懂的方法告诉人们什么是戏，什么是戏剧性，教会人们“写戏像戏，写戏是戏，写戏成戏”。从2016年起，我每年坚持在各地推广“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教学效果都不错。记得在一个场合，我曾对朋友夸下这样一个海口：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中等城市，任何一个闹市区，任何一个时段，任意截取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20个行人，让他们进入我这个工作坊学习十天半个月，即使他们可能不懂戏，甚至从来没有看过戏，但我可以保证，经过我与我的教学团队的“魔鬼式训练”，他们写出来的一定是戏(当然不可能让他们写出好戏)。

围绕“百·千·万字”编剧工作坊，近年我还设计了好几个项目。比如，一个是10卷本《中外经典短剧鉴赏文库》，现在已经出版了三本。另一个正在做的是《中外经典剧作300种——百·千·万字剧作法鉴赏辞典》，选择300部名剧，用“百·千·万字”编剧法对经典剧作进行研究，让学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编剧和剧作法的角度，了解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在哪里。我相信，这些努力对培养青年编剧都有一定的好处。

陆军教授自2016至2020连续5年举办上海学校“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

戏剧之家：

近几年，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戏剧创作的主流，涌现出了大量现实题材戏剧作品。有哪些原创作品让您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吸引您?

陆军：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成为主流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好作品还不多。在我看来，凡具有较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剧本，都是剧作家依托“想法”与“想象”之双翼，以戏剧的方式去寻找真正生活着的人的灵魂，去复活已经远去的人的生命，以此表达一份属于自己的真实、生动、独特的社会感悟与人生发现，并用人性之光照亮生活的心血之作。

比较起来，在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方面，话剧作家过士行、孟冰、李宝群等的作品，戏曲作家陈彦、姚金成、李莉等的作品，都是值得我学习、研究与探讨的范例。

戏剧之家：

近些年，对经典或者老剧目的改编成为一种潮流，其中有一些作品，比如孟京辉导演的新版《茶馆》还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在您看来，经典到底能不能改?如果能改，应该怎样改?

陆军：

经典当然可以改编，但现在戏剧领域里对经典的改编太随意了。我非常不赞同一些尚缺乏功力的创作者动不动就去改编莎士比亚或是其他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因为你连学习领悟经典要义的功课都还没有做好，哪里有能力去改编?

我个人认为，改编经典作品，第一，要真正读懂经典作品;第二，要真正从经典作品中获得属于你自己的、新的、独特的感悟;第三，要真正确认这一独特感悟令你有不吐不快、不说寢食不安的创作冲动;第四，要真正能找到很好地表达你这一独特感悟的艺术方式(不仅是指体裁选择，更是指艺术处理)，而这一感悟与表达决不会亵渎经典，只会让人更好地走进经典，理解经典;第五，半开玩笑地说，你要真正相信我前面所说的几个“真正”，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在真诚地提醒你，你首先是经典作品最虔诚的学生。

一句话，只有对经典抱有敬畏之心，你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经典作品的受益者、演绎者、传播者，甚至是创造者。

至于传统剧目的改编，前提当然同样也是要抱有敬畏之心，但具体到某个剧目，情况要复杂一些，可因人而异，因戏而异。

《石榴裙下》剧照

二十年前，我应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之邀，改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部传统沪剧《石榴裙下》，我认真研究了原作，决定只采用原作的一个情节核(此情节核取材于日本的一部小说)，其他的，我决定不搬用原作一句唱词，不照抄原作一句台词，全部重写。戏后来由卢昂教授执导，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至今还是沪剧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

戏剧之家：

由小说改编的一些戏剧作品也赢得了不少关注和不俗的口碑，比如，根据老舍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改编的话剧《牛天赐》、根据阎真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沧浪之水》等。您怎么看待将文学作品改编搬上舞台?

陆军：

《牛天赐》演出我没有看，相信一定很好;话剧《沧浪之水》读过剧本，在保留原作精髓上做得不错。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是一条很好的创作路径，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就是一个范例。许多年前我年少气盛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戏剧在作品的思想力、艺术探索与创新方面要落后于文学二十年。话说得不够有分寸，但意思应该是没有错。向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形式学习，是戏剧发展的必修课。但客观地说，我们有许多由小说改编成戏剧的作品并不是戏剧的成功，而是文学的成功。戏剧人只是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的技术把文学的故事、人物和思想转述在舞台上。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能有更多的改编作品既保留文学的精神，更要彰显戏剧再创造的魅力，真正做到如阿尔比所说，“戏剧有两项任务：第一，对人类状况做出某种说明。第二，对它使用的艺术形式做出某种说明”。

戏剧之家：

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雷雨》《日出》《原野》自创作以来被不断地上演、复排、移植;老舍先生的《茶馆》自1958年首演至今，走过63个年头，仅北京人艺就演出了700余场，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您认为经典剧目为何能经久不衰?作为编剧，如何才能创作出时代经典作品?

陆军：

经典剧目经久不衰，一方面是因为经典本身有它的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很难创造经典。常见的经典剧目重演，一般都着眼于院团生存与业务发展的现实需要，比如为了培养团队、培养演员，为了培养观众、培养市场，等等。毕竟剧团要过日子，演出经典又比较保险，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剧目建设的战略需要去选择经典剧目重演。有思想的戏剧院团决策者或制作人，应该通过重演经典来呼唤新的经典的诞生。我们可以有目的地选择某些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经典作品，用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艺术精神、艺术方法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戏剧作品中所缺失的东西，从而启迪更多的戏剧工作者，进一步明晰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写戏，怎样排戏，怎样争取观众和市场，并由此来逐渐培育好催生经典作品的土壤，以此来呼唤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的应运而生。

陆军教授与学生谈为人与为学

戏剧之家：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荒”困扰着前行中的中国戏剧。为了破解剧本、人才的危机，近几年不少扶持剧本创作的项目和政策出台。戏剧之家杂志社也于2021年1月启动了首届“黄鹤杯”全国优秀戏剧剧本征文活动，您如何看待借助外力扶持剧本创作的办法?

陆军：

征稿，评奖，可以发现好的作品，可以发现新的人才，对于推动戏剧创作无疑都有助益。就评奖来说，我有两点浅薄的认识愿与您分享：

第一，我一直认为，戏剧评奖是最重要的戏剧批评方式之一。因为它会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告诉你，好剧本是长什么模样的。某种意义上说，获奖作品很可能是一个隐形的“指挥棒”，它对编剧、特别是年轻编剧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如果评奖不公正、不客观，会严重伤害戏剧创作事业的发展。

第二，我一直认为，评奖，在很大程度上评的不仅仅是作品的水平，更是评委的水平。评委群的情怀、素养、视野、理念不同，最后评出来的获奖作品也就完全不同。只有一流的评委，才能评出一流的作品。换句话说，如果最后的获奖作品能够得到大家公认，那不仅是编剧与作品的胜利，更是评委的胜利，让真正的好作品脱颖而出，示范引领正确的戏剧创作方向，这才是征稿与评奖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对于首届“黄鹤杯”全国优秀戏剧剧本征文活动，我也有几点建议：

第一，宁缺毋滥。获奖作品的质量，不仅代表着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与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一种价值导向。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起到引领一个国家戏剧创作发展方向的作用。我相信，许多编剧，特别是许多青年编剧，都会以获奖作品作为好剧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如果评判不公正，就会误人子弟;所以，评委都应该对中国戏剧的荣誉与尊严负责，评出真正实至名归的好剧本来;所以，如果候选剧本达不到应有的标准，就应该是宁缺毋滥。

第二，建议“三宜三不宜”。先说“三不宜”。一是不宜推荐明显有情节硬伤的作品。所谓硬伤，就是抽去了某个失真的情节，整个戏的冲突就不成立，或整场好戏就不能成立。二是不宜推荐构思平庸的作品。即使题材再重大，剧作家名气再响亮，技术上再玩得炉火纯青，如果剧作构思平庸，就不应该考虑。三是不宜推荐主题与题材上、艺术处理上重复性十分明显的作品。有的剧作戏剧性很强，但如果与同类题材相比，或者与作者本人以往的作品相比，没有明显的独创性，也建议忽略。再说“三宜”：一是宜鼓励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包括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对艺术创新的独特表达。二是宜鼓励具有民间性的作品。真正的好作品大都具有雅俗共赏的特征，戏剧尤其如此。三是在同等条件下宜鼓励年轻编剧的作品。

最后，衷心祝愿首届“黄鹤杯”全国优秀戏剧剧本征文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评出令人信服的好剧本，发现令人欣喜的新作家。如果需要，我也很乐意发动我的一百多位已毕业与正在读的研究生积极参与这一次征稿活动。我相信，这支编剧学的生力军会给你们的活动增添许多生气。我更相信，用人性之光照亮生活的戏剧力作将会在他们中间、包括在全国所有的年轻戏剧人中间诞生。

陆军，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文华奖、宝钢优秀教师奖、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戏曲学会会长、上海市松江区文联主席、上海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长、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孵化中心主任。南昌大学客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剧专业艺术硕士研究生中方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戏剧文学分支主编。

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述逾500万字。迄今已上演大型戏剧36部，出版个人专著13种，主编图书30余种。曾获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教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首届最美上戏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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